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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不过，通过宪法语词所指涉事物之本性或本质来解决文义解释的困境亦非易事，它以释宪者准确捕捉宪法语词所指涉事物的本性或本质为前提。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作为表达人类思维之工具的语词符号是有限的，它无论如何也不能精确地反映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人脑——的思维。后者是指不确定性明显地直接来自于文本的语言上，这种不确定性也叫做内在不确定性。
因此，宪法语词的概括性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性，具有慨括性特征的宪法语词所指涉的范围是有限而非无限的，其对象范围的大小由宪法语词所指涉事物的本性而定。因此有学者主张，制宪者之所以使用具有宽泛的不确定性概念的语词，就是为了让后代用他们的价值来填补制宪时的价值。16这种做法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8]John. H.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0, p16. [9][美]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以下。由此观之，用指涉事物之本性的同一宪法语词去裁判不同的案件时，所获得的结果并非一成不变。
有时法律文字在一些情况下是清晰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变得不清晰了，如威利姆斯认为，构成法律文字的许多语言有不明确之处，语言的核心部分，其意义是明确的，但愈到边缘则愈为模糊。10 （二）宪法文义解释的困境 宪法语言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特征，给宪法文义解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挑战。这同时意味着公权力活动的范围、程序、方向在人权领域的规范化。
〔8〕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作为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的法律，现在反过来成为社会控制政府的工具了。〔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4页。〔摘要〕宪政可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范畴，这个问题并不取决于宪政被人们赋予的特殊意识形态，在根本上它取决于当代中国有没有宪政的需求和事实，取决于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关联及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人权保障呈现出了较为显著的法律化趋向。
即保障上述规则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4〕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与革命理论在民主和宪政的关系上强调二者的统一不同，建设理论应特别强调二者适度的区别。〔6〕即使在民主运动的理论形态上，我们也很难将宪政与民主完全区隔开来。正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存在，行政相对人有了对抗行政机关的合法渠道，各行政主体再也不敢、不能肆无忌惮地使用权力，使得行政权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即由长期养成的行政权凌驾于公民权之上转变为法律对行政权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如果不能在根本上改变公权力配置的失衡状态，执政党不能利用强有力的手段打破‘官场潜规则之风气的话，就无法消除这一最大的风险。
依法执政的提出就是以此为针对的，它是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后来又被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政治原则。法律在政治领域权威的树立。而党的领导则构成了政治发展的现实保障，是影响发展最为主动和有效的力量。现代中国，由于革命的影响，人们对宪政一词的理解更多地偏好于民主的视角，强调宪政的民主内容。
相对与民主而言，宪政的核心要义在于：在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领域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第16条）。
所谓宪政其最为主要的意思就是对政府权力所施加的法律控制，说的更具体点，就是对组成政府的那些公共官员们所进行的法律控制。同时，实践中还形成了许多新的监督形式，如执法检查。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法律，均表明我国人权保障的充分发展。〔1〕而在实证的意义上，它则意味着宪法规则转换成了现实的生活状态。由副委员长带队，就22件法律的实施情况组织了25次执法检查。执政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一套程序化的执政机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生产安全法》等保障劳动就业、生产安全的法律。西方的相关理论在强调政治发展的民主内涵时，从来没有忘记同时强调它的制度化和法治的内涵。
而后者恰是宪政建设的核心任务。而在法治已确立的社会中，公民必须守法，政府同样也必须守法，并且由于政治权力本身的扩张属性，政府的守法对法治就更为重要。
〔10〕〔15〕〔1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32、29、4页. 〔11〕袁曙宏：《30年行政法治建设回顾与前瞻》，《法治日报》2008年12月7日。它是随着民主的历史运动出现的能够表达民主价值的现实政治形态。
主要是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以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和数百个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的颁布实施为标志，建立健全了行政组织法律制度和对经济社会各方面进行管理的行政法律制度，重点是规范与保障行政机关运用法定职权依法治事和依法管理。（二）宪政制度要素在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政制度要素的增长已形成趋势。
所以，宪政不是也不应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合理选择。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依法治国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略，决定着发展的形式。除了《宪法》和法律如《婚姻法》、《继承法》等对妇女、儿童、残疾人的权利保障做了特别规定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等专门法来保障特殊人群的各项权利。
当代中国当然会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公权力的制度形式。确定了公民权利作为政治权力存在的基础和目的，并以此作为界定政治权力范围和限度的基本价值。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新中国业已形成的政治结构中，执政党依法执政方式的嵌入，理论上看将带来三方面的发展取向：党政功能在法治基础上的适度分化。
意大利的宪法学家萨托利将宪法分为保障性（granitite）宪法、名义性(nominal)宪法和装饰性（facadeorfake）宪法，而只有保障性宪法才能导向宪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李强：《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
从法治的历史来看，所谓宪政就是法治的高级形态，〔9〕亦即政治领域的法治状态。个案监督、倡导并督促建立和落实执法责任制与错案责任追究制。鉴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中规范性因素不断增加是一个不争事实。而所谓保障性宪法就是有能力实现规范公权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有了相当的发展。〔13〕参见2008年3月8日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而法治之于人治的根本区别则在于：国家权力的运作是否严格依法而行，即规范政治。但是，从近代始，随着法律内含的平等理念在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变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原则，法律就不再仅仅是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工具了，它的作用范围从一般的社会领域、经济领域扩展到了政治领域。
规范政治始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第二个阶段是从1989年至1998年的快速发展阶段。
